编者按：明天在中央电视台的第一套节目中将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同一晚上将用同一剧名播出两个不同的故事——20∶10分播出《风生水起·股市篇》，23：30分播出《风生水起·广告篇》。它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下面这篇来稿便是此剧在播出前约请各层面的人士看后一位年轻观众的观后感想，我们选取它在此刊登，是因为她作为一名普通观众，其观点也许更直接、更具有某种代表性。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电视剧成了中国老百姓晚饭后的第一休闲活动。开始，是给什么看什么。教育我也好，娱乐我也好，总之比闲着强。然后是适应期，电视已经成为继广播、报纸外的另一大得知国内外大事的途径，虽然新闻不是那么新。但那时毕竟还没有综艺类的节目，晚会也是一年只一次，电视剧不那么尽如人意却也罢了，大家依然主要靠它解闷。可后来的情况就越来越令人担忧了。电视剧日益招致不满。一天一集的播出速度远没有租一大摞香港武侠连续剧看起来过瘾，更不用说情节和内容远比不上好莱坞大片，或者更便宜的港产VCD。虽然，谁也没有理由指责观众的挑剔和怨怼，但是，受众的收视趋势和价值取向却提醒电视从业者们应该反思：我们的电视剧究竟怎么了？
接连几年，在一片“电视剧市场不景气，电视剧没人看”的呼声中，广东的电视剧接连拿了几个奖。收视率极高的《外来妹》、《情满珠江》、《和平年代》一扫往日人们对广东文化的轻视和不屑。如今，“外来妹”早已成为对外来打工者的亲切称呼。近来，由成浩导演的另一部“广味”电视剧《风生水起》（广告篇、股市篇）将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这是否是一部获奖的力作姑且不论，或许可以从这部先“找到北”的作品身上看出些门道。
外国人的作品大都会在片首打出醒目的字眼——“献给……”，通常是或妻子，或母亲，或上帝。但中国的电视剧却不肯，一副欲说还羞的样子。明明是献给谁或献给什么的，它却不肯说，好像说了就不会有人看了。有的倒是说了，但显然是说谎。明明是在宣扬不法分子的糜烂生活，却偏偏要“献给奋战在公安战线上的广大干警”。其实，献给谁不重要，你说不说也不重要。关键在于你想要说的是否是真话，是否表达了你确实想要表达的东西。就像中国的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讲了一个忆苦思甜的故事，告诉大家要牢记艰苦朴素。虽然很直白，但说清楚了，大家明白了，也就接受了。当然，今天的电视剧不能再那么直白，这就需要创作者花些心思了。《风生水起》是献给改革二十年的一部作品。说献给改革，就当真是献给改革，而不是别的什么。你看到的不再是作改革状的厂长经理，他们日理万机，大义灭亲，还三过家门而不入。“一种青春的原始，一个勃发的行业，一副城市跃动的图景。《风生水起》广告篇，至少在前半段摆脱了迄今为止‘改革题材’的宏大架势，也回避了‘凡人小事’的委琐呢喃，而将视角和风格定位于不事张扬的平常。”（顾小明：《风生水起：青春伴着改革新潮涌动》）改革在你的眼中不该是请客吃饭，生活的质量，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意义才是改革的真正目的。《风生水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为真切的角度切入生活，人性的变革才能带来最根本的变革。路野，顾挺，麦天枢他们是最为普通的普通人，但他们才是最为彻底的改革者。
“当今天的观众被铺天盖地的电视商业广告搅得神经麻木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记得，当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条商业广告时，还引起了一场煞有介事的争论。最早进入国内的洋货广告是这么两条：一次足球转播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紧绷绷牛仔裤的臀部，苹果牌牛仔裤的出现使许多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大惊失色。没多久，一个小小的刀片出现在荧屏上，一个饱满的声音说：吉列，领导剃须产品革命。你听听，革命这个词这么用，真是宣告了另一个时代的降临，无论怎样，中国人开始活得津津有味了。”（新周刊98年第8期《中国电视四十年》）广告就这样来了，不管你乐意不乐意。电视里，公共汽车站，街头的电线杆，甚至连火车也被灌以“某某号”，广告真的是无处不在。“广告人”也就成了一种新兴的职业。“即以广告和广告人而论，虽然不少电视剧都有所涉猎，但是真正正面将广告这一市场经济的产物写透，使观众真正了解广告人的作品却很罕见。《风生水起》在反映改革开放新时代时，有意识地选中广告人为切入点。这不仅因为铺天盖地而来的广告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因为广告人的出现和成长过程更能体现在市场经济的特点，因为他们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应运而生的。”（孟繁树：《两代广告人的成长历程》）无论是广告还是股票，都是新生事物。新，就与改革同步，新，就与青春为伍。没有一定之规，也没有陈年旧帐。全方位的展示一个全新的行业，与主人公的年龄、心态、身份，与作品所要诉诸的主题都十分的贴切，不管你爱不爱广告，你都会爱上这些青春涌动的广告人。因为他们给事业以活力，因为他们义无返顾地宏扬和表现青春的真善美。
“爱情”大概是现代人最难于启齿却是生活中最常见的题目，谁也回避不了的感情问题因此也被无数次的搬上荧屏。但电视里的爱情永远是生活中可望而不可即的。有纯情版的爱情：月朦胧，鸟朦胧，双目对视，饱含深情；有烈火版的爱情，不分你我，不问死活，千年等一回，不爱个死去活来誓不罢休；有牺牲版的爱情：王宝钏苦守寒窑十余载，再苦再累再冤枉也在所不惜；有现代版的爱情：管你是谁，先爱起来再说，然后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爱。远的不说，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来，几辈人都已经娶妻生子，繁衍了后代，却不曾经历过如此的“丰富多彩”，纵然有万般的酸甜苦辣，也是二人默默分享。可“电视上说的”爱情，似乎没有这些波澜壮阔的表现形式就不足以称道。搞得上一代人暗暗嘀咕：难道自己爱错了，或者根本称不上是爱？搞得下一代人不知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不枉爱上一场。《风生水起》给我们提供了新版爱情或者说是正版爱情：健康爱情。路野和顾挺决不是什么俊男靓女，但不漂亮的人却可以上演漂亮的爱情。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不依不饶的顾挺认识了路野。要不是这个玩笑，顾挺不会去当什么“摇啊摇”的推销员；要不是那台不知疲倦的“摇啊摇”，也不会有两人之间可爱的小摩擦；没有这份摩擦，更不会有二人在街头手持电话相遇时的尴尬与默契。随着那个玩笑的蔓延，两人的爱才开始融合。他们不是大款和小蜜，不是不明就里的亲兄妹，不是旧怨新仇的苦命鸳鸯，他们就是两个健康干净的年轻人，像所有年轻和曾经年轻过的人一样，有朝气，有活力，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自己对感情的执着与真诚。正版爱情还会让人意识到原来生活中那么多的偶然和必然，有那么多令人愉快的开始和结束。爱情是什么？不是麻辣烫，不是汉堡包，是“风生水起”之际的同路人。
似乎电视剧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农村戏就别管城市，最多是到城里打打工；都市戏就别管农村，最多是到山里采采风。反正一路看下来，倒也省心。可《风生水起》就偏偏将二者捏在了一起。最洋的广东广告人来到了山沟里，致命的商标权掌握在最土的农村人手中。广州人，香港人和山里人的农民挤在了一间大车店中。能想到的和不能想到的都发生了。大名鼎鼎的“长风”商标本属于手工作坊里生产的拉线开关；众矢之的的商标拥有人因逃债在戏班里混饭吃；本想欺人不懂，用个小价钱买个心安，却不知老实人有老实人的狡诈；无奈的“三堂会审”随用的是骡马市上的袖中把戏，倒也称得上是“公开竞标”；本以为一落千丈，心灰意冷了，没成想又风回路转。梁锦昌和麦天枢的山西之行，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短短几天却也体味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山药蛋和生猛海鲜的相遇，带来的不仅仅是质朴的幽默，还带来了两种文化的交流。“先进的理念带到偏远的山村，同时，北方文化的深厚、浓重的传统人情对南方文化的互补”。这种有意识的地域对比“不仅描写了文化冲突所带来的种种戏剧性而且也可以引起人们对中国现状的某些人文思考，正因为引进了种种参照，电视剧的粤派风格才更加突出；粤派不仅是一种艺术风格，其实更是一种生活和判断生活的观念。”（尹鸿：《风流当代》）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山药蛋我们早就不吃了，如今又变成了好东西被搬上饭馆的餐桌；生猛海鲜是昂贵的东西，但它原本就是海边人家的家常便饭。世界就是如此大同。
《风生水起》带来的不仅仅是骨子里的变革，更带来了许多对生活的宽容和轻松感。这种轻松和宽容是以创作者的知识为底蕴的。不同的人对生活有着不同的看法，由此而产生不同的态度。知识和智商可以让你更为从容的对待成功、失败、事业、道德、爱情、秩序。所以，我们更应该感谢这些高智商的人们，他们用他们的眼睛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视界，给了我们一种重新看待生活的方式。
《风生水起》是一部很沉得住气的作品。说它沉得住气是因为它的不露声色。踏踏实实的创作，踏踏实实的拍摄，然后奉上一部厚积薄发的成果。《风生水起》是一部很有活力的作品。说它有活力，是因为它带给我们很多新东西。新在作者的视角，新在导演的手段，新在演员新鲜的面孔自然的表演，新在所有主创人员崭新的观念。中国的电视剧正需要这种沉稳而新鲜热情的作品。就像人生的变革，社会的进步需要最根本的人的转变一样，电视剧的兴旺发达依靠的是从业者创作观的进步，“敢于创新，才充满希望”。电视人不必因别人的几句指责而耿耿于怀，更大可不必因此而妄自菲薄。属于自己的那条前途依然光明灿烂，聪明人一贯懂用智慧的力量去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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